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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改造改造领导——学习周恩来的领导思想与
来源:未知 2019-04-20 21:55

  中国党新闻党史人物纪念馆周恩来纪念馆评论研究

  周恩来是我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他长期集决策者、指挥者和执行者于一身,他的领导实践是全方位的。周恩来的领导思想是他长期的、多方面的、并且独具特色的领导实践的总结,是马列主义与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结合,是领导思想的组成部分。他把关于无产阶级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的理论,运用于领导实践并作了杰出的发挥。他坚持领导者必须自我改造,才能改造被领导者,同时改造自己的领导。他强调,做一个好的领导者,首要的“要有确定的马列主义世界观和人生观”,“要用的精神改造工作”。①这是周恩来领导思想的一大特征,是他毕生领导实践的真实写照。

  首先,周恩来说过:“党的领导不是党员个人领导。党是一个集体,是有组织的。党的领导是组织领导,不是个人领导。”④他在这里直接讲的是党的领导,其实是无产阶级的普遍的领导原则,是马克思主义领导观的一个基本点,是同剥削阶级的英雄史观根本对立的。

  我们党人的领导者,无论职位高低,都是为实现党的领导而担负领导工作的;都必须置身于集体之中,组织之中,而不能自居于集体之上,组织之上。个人的作用只有通过集体,才能得到正确的发挥。这是我们党的领导实践充分证明了的。国际歌里唱的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不仅是讲领导者同群众的关系,也包括了领导者同领导集体的关系。

  其次,领导集体必须有一个核心。拥护核心,也就是拥护领导集体。作为我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周恩来可以说是最早的发现者、推举者和促成者。他竭尽全力维护的核心地位。对此,有人有所非议,说周恩来是受了中国封建“忠君”思想的影响。其实,周恩来对的忠诚不二,首先是对主义事业的忠诚,对人民的忠诚。连美籍作家韩素音都看出了这种区别。她说:周恩来“发现了一个远瞩的天才,在这个天才的身上,他倾注了自己对中国深挚的感情。”⑤而且,周恩来对的敬仰、信服,是在长期合作共事中形成的,是在同“左”右倾错误路线的斗争与比较中形成的。即使“文化大”中,周恩来当时处境复杂,他仍顾全大局、一心为党。他以特有的方式,以超乎常人的坚韧和机智,牺牲自己,艰难地维护党,最大限度地减少错误和损失。

  历史证明,周恩来是反对的。他在号召人们在的旗帜下前进的同时,就强调“决不要把看成一个偶然的、天生的、神秘的、无法学习的领袖”,“看成孤立的神”。⑥尽管“文化大”达到狂热,他佩带的像章也特殊,像占1/3,为人民服务5个字占2/3,形象地说明,在周恩来的心中,崇敬与信仰为人民服务的统一。

  再次,善于定位,即找到自己在领导集体中的恰当位置。任何领导集体,核心只有一个,不能人人都当核心;任何核心也离不开其他成员的辅佐。周恩来总是从领导集体的整体功能来观察其中不同角色的不同作用,包括自己的作用,既知人,又知己。周恩来虽被人誉为“天才”、“行政奇才”,在党内外享有崇高威望,但是他从来都自认为“不是帅才”。他斥责党内“少数有领袖欲的人想造个人地位”是“资产阶级政客官僚的卑污恶浊”,“是破坏党的最恶劣的倾向”。⑦他没有任何个人的权力,绝不看重权势名位,表现了崇高的精神境界,而且已经融于他的历史和生活情趣之中。他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也有他自己独特的视角。他从来也没有感怀过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却极为敬仰张良、萧何、诸葛亮。就是说,就领导者的个人人生价值来说,关键并不在于是不是帅才。在领导集体中,每个成员都能依各自的特长和优势找到恰当的位置,实现自身的价值,创造英雄的业绩。

  在领导集体中,角色不同,领导方法也有所不同。周恩来非常赞赏作为帅才“举重若轻”的领导风格,但是他要求自己作为执行者只能是、必须是“举轻若重”,为的是让集中精力作战略性的和理论上的思考。深知周恩来总管一切、日理万机的才能和辛苦,称之“确有吐握之劳”,⑧“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矛盾。”⑨

  周恩来讲的“举轻若重”的“重”,有着丰富的内涵:一是勤勤恳恳,不辞劳苦,二是精雕细刻,一丝不苟;三是周到全面,不失之偏颇。他逝世后,邓颖超献出他生前1950年到1976年的工作日历,其中工作安排,都是一分钟追一分钟,连吃饭的时间都挤没了。

  又次,在矛盾中形成和发展团结。周恩来指出:“团结是在矛盾中形成和发展的。”“善于团结的人,就是善于在共同点上统一矛盾的人。钢铁和水泥是性质不同的物质。把它们结合起来,就变成钢筋水泥那样强有力的东西。科学家能把自然界不同的物质组合、统一起来,难道不能把有不同见解和脾气的人统一起来吗”⑩这些精辟论述既反映了周恩来的领导集体观,也反映了他的团结观。

  其一,领导既是集体,矛盾是客观存在。周恩来指出,即使党内,信仰和世界观相同,大的方面一致,由于各人所处具体环境的局限,加之出身成份不同,成长和改造都有其过程,仍然会有不同的思想,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才能、性格和脾气。而且,这种不同不一定是坏事,经过合理的组合,可以形成新的、统一的力量。

  其二,既有矛盾,就要善于求同。求同存异,有些同志把它解释成限于外交方针。这就窄了,低了。其实,求同存异,是周恩来处理各种矛盾包括领导集体内部矛盾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方法。这是一种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和领导方法。它是以承认矛盾普遍性、事物差异性为前提的;是强调人的自觉能动性的;是以追求统一性为目的的。在领导集体内,对于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的方针政策,必须同而不能异;但具体执行,因地制宜,有灵活性,即允许异。要善于化异为同,抑异扬同;同时敢于容异,并使异异互补,使异在重新组合中产生新的功能。

  其三,画大圈圈,不画小圈圈。他批评搞小圈圈的人,缺少无产阶级的气概,“不像个领导者,反倒像个孤立主义者”。11他从不分亲疏,他是在党内搞的典范。为此,他善于协调,包括各方利益的统筹,包括非原则问题上必要的妥协。

  其四,相忍为党,与人为善。相忍为党是周恩来的一句格言。李立三的“左”倾错误,周恩来一开始就反对,因此,受到粗暴对待。但周恩来在负责纠正李立三错误时,却是同志式的。三中全会上,李立三仍被选入局。“文化大”中,周恩来忍辱负重是出了名的。他肚子里装着多少委屈,却“永远地埋葬在心底”!

  其五,是严守纪律。在周恩来看来,无产阶级严格的纪律,并不只是约束被领导者的,首先是约束领导者的,是领导集体坚强有力的基础条件之一。在纪律问题上,他从不讲情面,不计得失,不怕得罪人,更不原谅自己。

  周恩来说:“领导群众的方式和态度要使他们不感觉我们是在领导。”12这不是说不要领导,而是说坚持领导的方式和态度,不被感觉是外在的强加。其中固然有领导艺术问题,但从根本上说,是群众路线问题,是正确认识和处理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关系问题。这是改造领导的又一重要方面。

  群众路线,赋予它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历史观的科学内涵,成为我们党的根本的领导工作路线。周恩来则是群众路线这一概念的首创者,而且,他把群众路线化为马克思主义领导者的崇高品德和崭新精神境界。

  “不感觉我们是在领导”,首先是说,在队伍里,领导者与被领导者本来就不是截然区分的。周恩来说过:我们的工作人员,“是以工作为区别,而非以领导者与被领导者来区别。”13进一步说,领导者是依存于被领导者的。周恩来曾向党的高级干部指出:“我们每一个人,不管过去做了多少工作,现在担任什么职务,没有党和人民,就既不会有过去的成绩,也不会有今天的职务。”14不感觉我们是在领导,首先要求领导者不要摆官架子,不要生怕别人不感觉、不尊重他这个领导。

  两千多年前,老子说过:“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第17章)这话不失为群众路线最古老的思想素材。不过,老子向往的是统治权的消解,主张为政“自然无为”;而周恩来的话则表明党人最自觉的领导方式。它坚信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活动的主体,领导者的责任和作用在于引导,来不得半点强制。不感觉领导者在领导,既是说广大被领导者具有强烈的自主意识,又是说领导目标化为被领导者的内在要求,领导的功能并不在于消极的管束,因此,不感觉领导是外来的力量。

  所谓说服,可以说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本质规定。周恩来强调,说服首先“要求领导干部抓紧思想的领导”,把组织领导提高到思想领导水平。他于1928年任党中央组织部长时亲自起草《坚决肃清党内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意识》(党中央《告全体同志书》的一部分),是把组织领导提高到思想领导的范例。一年后,起草古田会议决议这一我党思想上上建bwin1738注册军的纲领性文献,充分吸收了周恩来的论点。周恩来曾强调,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并不是天然的,也不是被公推的,而是要争的。这种争,首先是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去改造形形色色的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进而确立无产阶级政党的纲领、路线。领导者要教育改造被领导者,把被领导者提高到能够接受、执行领导者的纲领、路线的水平。

  “领导群众的基本方法是说服,决不是命令。”15这可以说是周恩来早年领导实践就已形成了的领导风格。比如党的六大之后,顺直问题曾是党中央开始工作之第一个最严重的问题。顺直问题不解决,全党涣散不能转变。周恩来从苏联回国,第一次参加研究顺直问题的中央会,就明确提出:顺直问题“主要是缺少的指导”,“主要的还是的说服”,“不应是两条路线周恩来毅然挑起处理这个棘手问题的担子,深入调查研究,坚持从思想教育入手,划清极端与集中制、惩办主义与铁的纪律的区别。“最后得到顺直全党的拥护,才把顺直的党挽救过来。”17

  说服,就不是力服。它崇尚真理而不凭借权势,符合认识真理和发展真理的规律;表明对被领导者的尊重和信任;也表示领导者自身的信念和力量;要求领导者自觉并有能力做诲人不倦的导师。周恩来深刻地指出:“要想把领导者的觉悟、领导者的智慧变成群众的力量,需要经过教育的过程,说服的过程,有时需要经过等待的过程,等待群众的觉悟”。18这个等待过程虽是痛苦的,但的确不能急躁,要有很大的坚持性、忍耐性,不屈不挠,才赢得心悦诚服。

  周恩来惯于寓理于事,据事论理,从近及远,以小喻大,情理交融,具有巨大的感染力和深刻的震憾力,以致对手也不得不折服。一位美国记者就说过:在周恩来面前,任何不信任或怀疑的判断,几乎都会烟消云散。

  协商。周恩来特别欣赏“协商”,说“这两个字非常好”。19他说过:“新主义议事的特色之一,就是会前经过多方协商和酝酿,使大家都对要讨论决定的东西事先有了认识和了解,然后再拿到会议上去讨论决定,达成共同的协议。”20周恩来认为,协商是贯彻集中制的有效方法,既充分发扬,又避免了只强调少数服从多数可能发生的简单化、形式主义倾向。因此,协商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和实质性内容,是决策化科学化的必经程序。

  周恩来一直在对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思考与探索。早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刚刚基本完成的1956年,他就及时提出“要继续,要扩大”,强调扩大“更带有本质的意义”。21他极其敏锐地指出,即使在社会主义国家,权力过分集中也可能危及。他说:我们“的权力是相当集中相当大的,如果处理不好,就容易忽视”。22“要在我们的国家制度上想一些办法,使扩大”。23并且提出了一些设想。他说: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我们不能学,但是,“西方议会的某些形式和方法还是可以学的”24

  协商,是在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平等关系中实现的。不平等,以上制下,还谈何协商。周恩来一再讲过,从一定意义上讲,领导者与被领导者是一种平等的、合作的关系。“必须双方合作,互相影响,才能很好地领导”。25

  协商,是以承认矛盾和差异为前提的。周恩来说过:“政协不是一盆清水,如果是一盆清水就没有意思了。”26其实,何止政协,任何组织团体也不可能是一盆清水。因此,领导者必须通过协商,来协调不同意见,不同利益。当年号召一定要把淮河治好。但是怎么治?河南、安徽、江苏各有本省的利益,持不同的意见。周恩来多次邀集各地负责同志,充分听取他们各自的主张。最后,他综合提出打破省界,上中下游的利益都要照顾到,标本兼施,蓄泄并重,三省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既合理解决了上中下游的矛盾,治理工程也经历了特大洪水的考验。

  协商,同“一言堂”是对立的。周恩来批评有的领导者自以为自己的意见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那谁还跟你争辩。“辩证法就讲矛盾的统一,只有通过争辩,才能发现更多的线“一个人不要给自己打保票……我们要造成一种风气,我们所发表的意见,都允许大家讨论、商榷。”28周恩来身体力行,他的讲话,总是希望听者提出意见。如果听不到反应,他说那是打入“冷宫”令人难过。他讨厌那些“完全拥护”、“指示正确”之类的话,没意思。他甚至吸取年轻干部、中学生的意见修改自己的意见。

  务实。也就是实事求是实践化,既是作风问题,又是思想方法问题,也是对被领导者的态度问题。务实,有利于造成宽松、和谐的相互关系,反对人为地制造紧张空气。周恩来的务实,表现之一是反对空头。他一针见血地提出挂帅要挂到业务上去。二是反对急躁冒进。他谆谆告诫人们要在反对骄傲反对急躁的斗争中成熟起来。“不要操之过急,咄咄逼人”。29强调要保持清醒,不要头脑发热。尽管曾严厉批评过反冒进,但是在经历了“”之后,在《十年总结》中却一方面批评忘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另一方面极为赞赏“周恩来同志主持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了三年余地,多么好啊!”30周恩来针对浮夸和说假话的现象,批评有的人,揣摩的喜欢,看的颜色说话,是旧社会的官场习气。提出,实事求是运用于经济领导工作,就是要坚持“说真线三是注重分析。如延安整风期间,他分析了王明对立三错误的批评有三种情况,证明王明站在“左”倾观点上批立三路线,发展了“左”倾错误。32他把反对立三路线具体分析为五种情况,把宗派问题分成三类。据胡乔木回忆,周恩来的分析,高屋建领,条分缕析,避免了片面性,引人深思。33四是反对脱离大多数。他说,群众本质上是实事求是的,任何也离不开群众。他总结列宁、斯大林论领导艺术,不可跑得太前,也不可落在运动后面。论领导艺术,要照顾全局,照顾多数,以及和同盟者一起干。这种概括,其实也表明了周恩来自己的追求。五是反对官僚主义。他系统地分析了官僚主义的20种表现,这在我党历史上是首创。他倡导干部要“五勤”(眼勤、耳勤、嘴勤、手勤、腿勤)、“五多”(遇事多思考,多分析研究,多看书,多实践)。六是强调调查研究,讲究落实。他认为,领导者正确地决策,“首先,要估计环境及其变动,并找出此时此地的特点……然后据此走出合乎实际的计划和指示。这一切,必须经过最实际的调查研究”。34

  交友。群众路线既基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又体现对人民群众深深的爱。周恩来说:“领导群众,结交朋友。”35就是说领导者必须同被领导者建立友谊。朋友遍天下,是周恩来在领导我党统一战线工作和新中国外交工作中发挥杰出作用的重要资源。他普通、平等待人;他真诚、以心换心;他信任人,也赢得人们巨大的信赖。法国前总统戴高乐认为,领袖人物的必备品质之一就是神秘,没有神秘就不能有名望。因此领袖人物都要有自己的“神龛”。这已被资产阶级家奉为领导的奥秘。周恩来却以伟大无产阶级家的情怀打碎了领导者的“神龛”,创造了崭新的领导者与被领导者关系。他不要神秘而要普通;他拒绝威严而乐于亲近。他在老者面前自称后生。他对烈士老母自称儿子。他不顾年老执意为一位将军抬棺,就因为这位将军曾在长征中为他担过担架。周恩来对人民群众的感情是炽热而深沉的。冰心老人说,周恩来是中国亘古以来付予的爱最多、而且接受的“爱”也最多的人物。有人说,周恩来的领导魁力就在于普通,在于他总是想方设法把自己置身于党和国家这种身分之外,完全按普通人的方式与被领导者交往。

  周恩来认为,信任是领导作风的一个重要问题。他说:“对任何一个同志,必须有一个基本估计,就是基本上是可信任的还是不可信任的……·,如果是可信任的,那就不管他有多少条错误,思想作风有怎样的毛病,党对他还应给以信任,在信任中来批评他的错误,纠正他的作风。”36应该说,这正是周恩来在“文化大”的逆境中,处心竭力地保护了那么一大批领导干部的思想缘由。信任,是人们普遍的心理需求。自古以来,多疑是领导者的大忌;信任则是领导者良好心理素质的重要标志,信任产生凝聚力。

  中国古代治国之道历来讲究“人和”。周恩来运用说服、协商、务实和交友等种种方式,精巧地构建了领导者与被领导者关系的和谐,党和人民的团结。他的崇高威望正是在这种和谐和团结中形成的。他逝世时,十里长街举哀,神州大地同悲,就是证明。

  说:“无产阶级和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37周恩来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发挥了的上述论点。早在“五四”期间,周恩来就提出“本‘革心’同‘革新’的精神立为主旨。”38指出自我改造与改造社会的统一。他强调“无产阶级首先要进行自我改造。”39他针对一些领导干部缺乏自我改造的自觉性,甚至误以为领导者是专门改造别人的,尖锐地指出:“只有能自我改造的人,才能改造别人。”40“没有人是专门改造别人的。自居于领导,自居于改造别人的人,其实自己首先需要改造。要对这种声疾呼:‘请你自己先改造’!”41

  “事物总是有矛盾的”。“世界上没有完人,永远不会有完人。”42“一万年后,在人们的头脑里,还会有先进和落后的矛盾,新和旧的矛盾,个人和集体的矛盾,还会有思想改造的问题。”43这是辩证法的矛盾观,是周恩来强调领导者自我改造的理论基础。

  周恩来说:“事物的发展是没有止境的”,“时代是不断前进的,思想改造就是要求我们的思想不落伍,跟得上时代,时时前进。”44任何时候,领导者自身,领导者的认识水平和认识能力,都有待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又是认识论,是思想改造长期性、无止境、不间断的理论依据。“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45是周恩来的名言。

  自我改造什么?周恩来强调:首先“是解决世界观和人生观的问题。”46这是最根本的,是一辈子的事。应该特别指出,周恩来在讲改造世界观的同时又特别讲了人生观问题。这是很有现实意义的。不要以为人生观只是青年人的事,领导干部仍然有人生观的问题,而且,因为当了领导干部带来了新问题,还很尖锐。是当官还是?是以权谋私还是为人民服务?是贪图安逸还是艰苦奋斗?归根到底是人生观问题。“以为到了新社会,人们的思想就自然都是新的了,这是不可能的。”47

  其次,立场问题,这是最重要的,是世界观、人生观的表现。一是“不要以为我们是干,立场就一定是稳的”。48即使“在党的当中也不是一下子就完全站稳了的”。49二是立场是抽象的却不是空洞的,它表现于工作态度、政策水平、群众关系等具体的领导行为中。三是立场问题包括民族的立场,人民的立场,工人阶级的立场,“由人民的立场再进一步站到工人阶级立场那是更难的一件事。”50四是立场不是从空中掉下来的,也不是自封的,“决定的关键是实践,只有实践才能证明是否合乎这样一个立场,,51

  再次,品质问题。延安整风期间,周恩来在一次党中央局整风会议上,曾就的品质问题进行分析。他认为品质有三类:一是为人的品质;二是者的品质;三是布尔什维克的品质。有的人品质恶劣,连做一个普通的人都不够格。有的人有的品质,但不够,还缺乏布尔什维克的品质。有的人则者的品质也没有。52就是说,的品质本应更高尚,但是事实上,有些品质不好,甚至恶劣,必须改造。

  周恩来经常讲“戒慎恐惧”。这是我国古代传统的修身方法。意思是严于自律。《中庸》说:“戒慎于其所不睹,恐惧于其所不闻。”就是说君子在他人看不见、听不到自己言行的时候,也要特别注意检点自己。为什么特别强调自觉?一般地说,只有“自觉地认识以后才最可靠”。54这是认识规律。特殊地说,领导者在自我改造上有许多包袱,如地位、权力、威信、功劳等等,都可能成为负担,使自己陷入盲目性。对此,周恩来谆谆告诫:“成绩既冲昏了头脑,利欲就必定会熏心,蒙蔽了主义的良知,这是最危险不过的事了。,,55

  第二,自我批评,公之于众。早在1919年,周恩来在创建“觉悟社”时,就把批评与自我批评作为组织原则写入社章,这在我国组织史上是首创。他自己制订的修养要则,其中一条就是“要与自己的他人的一切不正确的思想意识作原则上坚决的斗争。”56他勇于、勤于自我批评,也善于严于自我批评,在党内外是出了名的。事实证明“”错了,他仍从严检讨自己。以致很受感动,说周恩来“什么事情都揽到自己身上”。翻开周恩来选集,我们看到,他无论对青年讲话,对知识分子讲话,对人士讲话,对党内高级干部讲话,几乎无不自我批评,极其坦然地解剖自己。尼克松说过:“赫鲁晓夫的吹牛不过是为了掩盖其自卑的心理;周恩来机警的自我批评则是自信心充分发展的明显表现”57

  第三,自我改造与改造社会相一致,这是周恩来关于自我改造的思想的一个特点。他强调领导者要过“五关”,其中之一是“过社会关”62他在这方面的论述很丰富。首先,中国这个社会极其复杂,旧的封建的资本主义的习惯势力几乎各个角落都有,很容易影响你,传染你,侵蚀你。其次,改造社会和改造自己是互相影响的,你改造了它,它又影响了你,互相改造。改造我国社会的艰巨性和长期性,决定了领导者自我改造的艰巨性和长期性,其中包括曲折和反复。第三,领导者的亲属问题也是社会问题。周恩来特别提出要过“亲属关”,而且不只是直系亲属,还有本家,还有亲戚。他说:其一,有个谁影响谁的问题。一个领导干部首先要回答和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解决得不好,你不能影响他,他倒可能影响你。其二,解决这个问题,主要依靠社会,要相信社会的力量,由社会去锻炼他,改造他。因此,千万不要搞特殊化,脱离社会。其三,领导干部对自己的子弟、亲属,应该要求高,责备严,不要造就一批少爷,成为国家和社会的包袱。他多次说过,领导干部一定要警惕清末八旗子弟的教训,秦二世而亡的教训。和平年代,这个问题更加突出。“身修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一方面,亲属关可以说是对领导者世界观、人生观最普遍、最经常、最直接的一种检验;另一方面,“治政在于善俗,善俗本于教化。”领导干部及其亲属的家庭社会生活对于一个地方的善俗教化有着重要影响。我国自商周以来,宗族一直是社会的基础,封建历来带有深深的宗法烙印。周恩来关于过社会关、亲属关的思想很有现实意义。周恩来对亲属、本家的近乎苛刻的要求,更是后代的楷模。

  ①、⑥、⑦、11、12、13、15、18、27、34、35、36题《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28页、第332页、第10页、第328页、第131页、第128页、第131页、第337页、第329页、第129页、第131页、第287页、第123页。

  ②、③、④、10、14、21、22、23、24、25、28、31、39、40、41、42、43、46、48、49、50、51、53、54、55、58《周恩来选集》下卷,第61页、第146页、第365页、第29—30页、第125页、第207页、第207页、第207页、第208页、第209页、第324页、第349页、第359页、第359页、第368页、第368页、第423页、第423页、第425页、第65页、第65页、第61页、第368页、第20页、第123页、第4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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